大凌河古道是通向中原的交通要道

来源:辽宁日报     时间:2021-11-16 16:29:08

原标题:辽西发现多处窖藏坑,出土大量青铜器,专家研究表明——(引题)

大凌河古道是通向中原的交通要道(主题)

辽宁日报记者 商 越

提要

辽西大凌河流域频频出土商周时期窖藏青铜重器。这些三千多年前的青铜器为何来到辽西?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认为是燕王喜沿大凌河古道东逃襄平时,于途中被迫埋下的。由此,也揭示出连接中原与东北的大凌河古道是东北亚陆路交通要道,这条古道从红山先民开始,既是一条古代部族通道,又是一条文化传播通道。

大凌河两岸发现多处窖藏坑

从1955年到1978年间,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共出土4批窖藏青铜器,其中仅在平房子镇北洞村就发现两个青铜器窖藏坑,各出土6件青铜器。初冬,记者在喀左县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张立武等人的带领下,来到北洞村南孤山西坡笔架山探访。

这个小山包位于大凌河东岸,是附近村民采石头的首选地。沿着小路爬上山顶,拨开杂草,可见两个当年窖藏青铜器的土坑。最早发现青铜器窖藏坑的北洞村村民赵东权今年83岁了。他告诉记者,1973年3月,他在开采石头时,在这里突然发现一件坛子形铜器,他当即报告了村干部。闻讯赶到的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在坑内发现5件造型基本相同的青铜罍(léi),1件青铜瓿(bù),其中就包括著名的“父丁孤竹罍”。6件器物埋在一个长方形土坑内,皆在一个水平面上,器口向上立置。经专家鉴定,这些青铜器都是商代贮酒器,器体雄浑厚重。这里被命名为北洞窖藏1号坑。

同年5月,文物部门在1号窖藏坑东北3.5米处,再次发现窖藏坑,编号为北洞2号,出土6件青铜器,有方鼎1件,圆鼎2件,簋(guǐ)、罍、带嘴钵形器各1件,其中包括极其珍贵精美的方鼎、兽面纹圆鼎、卷体夔纹蟠龙盖罍。这些青铜器在距地表深50厘米处,上面盖了一层不规则的石板,青铜器和坑壁间填塞了大量的石片。为了保持器物上口平齐,按青铜器高矮,坑底被挖成北高南低的斜坡状,个别器物还垫有石块。考古人员认为,这两处青铜器是同时被埋藏的。

此后,在大凌河两岸陆续发现多个窖藏坑,出土大量青铜器。1979年,在大凌河下游的义县花儿楼又出土5件青铜器。

在喀左县博物馆内,有一幅一面墙大的《喀左县青铜文物窖藏地点示意图》,副馆长戴亮指着地图向记者介绍,喀左县共出土窖藏青铜器60件。

“从地图上我们能看出,青铜器窖藏都分布在大凌河的上游,而且是沿着凌河两岸,相距不差几公里。”戴亮说,这是国内在一个小区域内发现商周青铜器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。

辽西大凌河流域批量发现的青铜器窖藏,预示着辽西地区在商周时期不平凡的历史。

喀左出土的青铜器为燕国所有

考察这些窖藏青铜器,有的是器物组合与摆放位置比较规则,比如北洞窖藏;有的放置杂乱,器物之间相互叠压,卧立不一,如马厂沟、山湾子及花儿楼窖藏等。

戴亮指着展柜中一件“匽侯盂”,给记者讲解:盂是古代祭祀时用于盛饭的大碗,这件盂口内壁刻有“匽侯作饙(fēn)盂”5字铭文。古汉语中,“匽”同“燕”,意思就是燕侯铸了这个盂,用于祭祀时盛饭用。因此,学界普遍认为,这批青铜器属于周朝的诸侯国燕国。

周朝建立后,召公奭(shì),周文王庶长子)被封在燕地,即今北京琉璃河燕都城遗址。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城址、宫殿区和燕国贵族墓地,并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。

“将喀左出土窖藏青铜器与北京琉璃河出土的青铜器对比,可以发现很多相似的地方。”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告诉记者,二者相比较,同类器物造型相同,特别是有铭文的青铜器,如喀左“匽侯作饙盂”,其“匽侯”二字也如出一辙。所不同的是,从铭文的“作”字看,喀左出土的应为燕王自用的青铜器,而北京琉璃河出土的是燕王赏赐给臣下的青铜器。

考察两地青铜器的时代能够发现,北京琉璃河青铜器的时代比较集中,基本在西周初期,而喀左青铜器的时间跨度大,特别是北洞2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时代跨度最为复杂,长达近千年,从商代到战国晚期。

此外,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些惊人的细节可以佐证这些青铜器的身世:在北洞1号坑出土的5件青铜罍,有的双耳上有深近10毫米的沟痕,这是长期悬挂使用磨出来的;在青铜瓿的口沿一侧,还有明显的修复痕迹,这也证明它有长期使用的经历。

综合器物铭文、年代、长期使用及史料文献等信息,王绵厚推断,喀左窖藏青铜器所有者,可能是历代燕侯或燕王,属于燕国库府内长期世袭存有。因为在等级森严的西周宗法制度下,周王分封的诸侯方国对重器的享有和携带有严格的礼制规定,在近千年的时间里,能拥有大批带有“匽侯”等铭文青铜重器的所有者,绝非一般的部族方国。

大凌河古道是东北亚最早的交通要道

那么,这批窖藏青铜器是如何来到辽西的呢?戴亮向记者介绍了三种学说。其一是掠夺说,即在辽西地区长期生活的少数民族到中原掠夺青铜器;其二是赏赐说,因为辽西属于燕国的领地,燕王赏赐给北方某部族或方国,因祭祀而埋藏;第三种说法,就是东逃说,这是王绵厚提出来的。

“将青铜器埋藏在大凌河两岸的应是战国最后一任燕王——喜。”王绵厚说,公元前226年,秦攻下燕国的都城蓟城(今北京)。燕王喜和太子丹慌忙逃往辽东郡的襄平(今辽阳)。

王绵厚认为,从当时的交通来看,燕王喜东逃必经之路是大凌河古道(沿河两岸山川孔道)。这些青铜器应是在匆忙败逃中,不堪辎重,仓促间临时埋藏于大凌河古道沿线,希望日后复燕后能够带回去。

1996年,在北镇南、大凌河古道东又有“燕王喜剑”发现,进一步印证了东逃说。

根据大凌河两岸的窖藏地、“燕王喜剑”出土地、义县花儿楼等地的地理位置,王绵厚以这些地点为坐标,勾勒出燕王喜东逃的大致路线:由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发,北经北京琉璃河旧都,东北经通州,河北玉田县,沿青龙河入辽西大凌河上游建昌县东大杖子村,再由此到喀左县几个铜器埋藏地点,然后由喀左县大城子镇一带东转义县南、北镇寥家屯燕王喜剑发现地,东行黑山县蛇山子村(古无虑县),然后经台安县(古险渎县)至辽阳首山,最后到达当时辽东郡治襄平(今辽阳市)。

在追溯这些青铜器时,王绵厚发现,辽西大凌河古道是有文献可考和史迹认证的东北亚最早交通道,分布于这条古道上的古城址、古遗址和带有商周铜器铭文记载的方国重器,3000年来不断被发现,凸显了这条古交通道的历史延续源远流长。

“越是在古代,人类的交通行为与食物来源和居住条件越是更多地依托水源和河流。”王绵厚表示,从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考古遗迹来看,人文历史上的大凌河古道,也正是上述古文化的密布区。

在《东北亚走廊考古民族与文化八讲》中王绵厚提出,大凌河古道交通地理演变,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:在古国阶段,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及以前的自然交通时期,人类以生存为目标自然流徙;方国阶段,以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的部族交通时期,以部族集团的流动为主,有固定首领和组织;帝国阶段,以战国以后“龙城”(柳城)为代表的社会交通时期,有更为复杂的修建道路、交通工具甚至是道路管理等,可见社会交通和人类文明进步是相应的。

这条大凌河古道堪称古今东北亚陆路交通的枢纽。由大凌河古道北行,是通向匈奴、东胡、鲜卑、契丹、蒙古的东亚“草原之道”;由大凌河古道西行,是东北和东北亚通向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,它既是一条古代的部族通道,又是一条文化通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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